作者简介： 刘勇，教授，政治学博士，从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研究；姜彦杨，硕士研究生，从事地缘因素和“一带一路”研究。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多来，沿线国家和地区政策对接、优势互补，沟通不断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逐步形成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贸易环境不断改善，贸易频次和总额不断提升；资金融通扩大，资金流动加速；人民交流逐渐频繁，民心相通增强。“一带一路”建设是走向共同繁荣，实现共赢共享之路，它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变为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掀起了海外学界的研究热潮。本文主要通过对近年来海外智库及学者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概括其研究的主要领域和所持观点，从研究视角、研究立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等方面对其进行剖析，为进一步深化国内“一带一路”研究提供思想棱镜。

一、 海外“一带一路”研究的总体状况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践以来，“一带一路”从愿景变为行动，越来越成为各国智库和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海外陆续出版了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相关专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印度观察研究基金会、印度南亚分析集团、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等海外智库、研究机构的相关专家学者也纷纷撰写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研究报告和学术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一带一路”进行分析研究。

不同国家和地区智库、学者在对“一带一路”研究的过程中所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俄罗斯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相对平和，很多智库将“一带一路”同塑造欧亚大陆的未来联系在一起，认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实现共赢。美国战略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持怀疑态度，有时会公开反对甚至是抹黑\[4\]，不少智库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挑战了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建设更是持否定态度。总体而言，日本战略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和相对谨慎态度，他们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疑虑主要体现在是否公开和透明，往往主张有选择性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印度学者和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一个从抵触到接触的过程，一开始持强烈抵触，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开始由怀疑、担忧逐渐转变为初步接受。巴基斯坦智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上，基本上持赞成态度，并且期望“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工程——“中巴经济走廊”能在未来取得重大发展。此外，欧洲各国智库总体上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期待的态度，但期待中也存在迷茫和疑虑，主要缘由在于价值观和文化上存在的差异。非洲学者和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大多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能推动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特别是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以来，他们越来越觉得“一带一路”建设能为非洲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海外学者和智库对其了解还有待深入。大体来说，海外智库和学者的“一带一路”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看法属于比较偏激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深表怀疑，甚至一度曲解“一带一路”建设的意图，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霸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实行对外扩张的手段。第二类持观望态度，即对“一带一路”倡议既不明确支持，也不强烈反对，而是有些冷漠，相对谨慎地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更多地看到的是“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风险和挑战。最后一类是理解并且大力支持的，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历史机遇。总之，虽然一些海外学者和智库在认知上对“一带一路”倡议还存在偏差，但越来越多的海外智库和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并持肯定态度。

二、 海外“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往往会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内涵、机遇与挑战、影响及对策等方面进行，这些研究通常围绕一个或多个领域展开。通过梳理分析，海外学者的“一带一路”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中国外交四个领域，及时充分地了解和把握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

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在世界政治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主要经过的欧亚大陆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有学者把世界分成多个区域，并对这些区域地缘政治概况进行分析，比如俄罗斯与欧亚大陆汇合区、东亚地缘战略辖区、亚太沿岸地区、南亚、中东破碎地带等，“一带一路”建设经过这些区域，位于地缘政治破碎地带，普遍存在地缘政治复杂的特点。有学者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地缘政治同19世纪德国的帝国主义地理相结合、相比较，进而论述帝国与地缘政治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一些海外学者从“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的挑战、影响及对策方面展开论述。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一定程度上会改变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地缘政治挑战。以巴基斯坦为例，有学者称它与中国、印度共同构成了影响南亚地缘政治的三角关系，其地缘政治战略重要性十分突出，不仅与世界重要经济体——印度和中国毗邻，还同自然资源丰富的阿富汗和伊朗接壤，但是由于部落文化存在差异、社会关系复杂、地方经济相对落后和传统宗教色彩浓厚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巴基斯坦边界常冲突不断，极大地破坏了地缘政治安全。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互联互通的网络伙伴关系形式，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发挥关键作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地缘政治优势。还有一些海外学者从“一带一路”视角审视中国是否处于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有学者认为，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边界地区安全，有利于削弱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合作的产物，它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

（二）“一带一路”与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作为共享共赢的平台，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然而，一些海外学者却往往把“一带一路”建设同经济霸权联系在一起。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就有美国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欲突破本国地域的限制，利用“一带一路”背后的经济途径来实现霸权。也有海外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作为世界经济主要推动者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做出贡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意味着会取代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或者倡议。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用来平衡地区经济差异的手段。自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从外部获取的经济利益实现了稳步增长，而“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一战略的实施。有学者认为，面对国内外环境不断变化的大背景，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作为杠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而解决由国内在经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导致的地区间不平衡的差异问题，“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公司扩大商机的良好基础。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建设能解决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产生的问题，将过剩的产能转移至中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促进了承接国的产业升级，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世界工厂，现在的中国有足够的发展资金和经验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改善了各国经济条件，使区域发展具有互补性，从而实现一体化发展。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经济外交模式，能促进中国边境开放与区域发展方式转型，以抑制TPP协定的压力，为国家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三）“一带一路”与文化交流

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人类社会是否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文化是国家间交流的一个新的突破口，“一带一路”倡议拥有显著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之路，更是文明沟通的代名词，如今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孕育着古老的丝路文化，更是包含着现代文化。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展示了文明冲突带来的可怕境况。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与文化交流研究的直接成果并不多，由于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一些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认知存在误区，往往将“一带一路”与霸权联系在一起。例如，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会引起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与全球争霸，“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向外强行输出的中国发展模式。东盟曾经警告说，中国参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会威胁到地区安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其间或多或少存在着文化的碰撞和文明的冲突，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部分海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贸易领域的概念，更有显著的历史文化内涵，文化相通将成为国家间交流沟通和吸引外来投资的新突破口。“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历史悠久、文化多彩、民族多元、宗教多样的“一带一路”沿线进行合作，本身就是倡导新型国际合作、促进文明融合的样本。同时，文化交流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教育合作对文化发展起着促进作用。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教育系统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国可以相互分享他们的教育资源，通过有效的方式来修订改进教育政策，通过教育来促进文化交流。总之，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不同价值观念的交往，以期寻求价值共识，它是“一带一路”中民心相通的纽带，积极发展文化交流是尊重拥有不同文化人们之间的差异，满足其不同价值诉求从而达成价值共识，有利于减少甚至消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因为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从而增加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相互了解与信任，达成民心相通，进而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四）“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外交俨然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广泛的解释，不仅成为中国转变外交政策的标志，更是成为以“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外交实践的理想平台。中国外交是“魅力攻势和含蓄威胁的混合体”，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中国外交的特殊名字。从周边外交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充分展示了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决心，无论是维护主权，还是施展抱负都避免不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外交。“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目标是中国落实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从与发展中国家外交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为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始终坚持正确的义利观，运用自身软实力及和平的言辞，适当施行外交援助。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体现了中国的硬实力，更是提高中国软实力和促进周边外交的工具，是提升中国形象的一种方式，从中可以展示中国在未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作为全球战略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未来外交路线的延伸，它不仅是一项区域政策，更是一项全球性的政策，是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交政策。它与中国以往的外交政策相比，存在以下两点不同：一是“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周边外交地理范围比以往更大，“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将外交扩展到中亚，而且还向西扩展到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甚至是非洲地区；二是“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外交在东西方向以及海洋和陆地同时开展，不再同以前一样单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一步步实施，中国外交越来越主动积极，外交手段也愈发丰富，中国外交逐步实现转型。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一带一路”倡议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二者联系和结合起来，为中国外交注入了新的动力。

三、 海外“一带一路”研究评析

总体来说，海外学者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价值、可行性以及存在的风险。虽有部分学者对“一带一路”建设还存在误读，但大部分学者持积极理性的态度，广泛支持和认同“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梳理海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其研究进行归纳分析。

第一，在研究视角上，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审视“一带一路”研究的分析视角。一些海外学者把“一带一路”建设视作是中国实现复兴的政治和经济战略，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与周边国家培养相互信任，表明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而不应高调地强调领导和力量，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该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研究，提高自身软实力，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国家、一些学者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疑虑。

第二，在研究立场上，要以正确观点来回应“一带一路”研究的认识误区。一些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认识偏差，把它看作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质疑“一带一路”建设的真实意图，认为中国会通过“一带一路”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国家。因此，面对海外学者和智库对“一带一路”存在的认识误区，必须保持战略的定力和清醒的认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向外界阐释“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面对全球大调整大发展的千年变局而提供的一个具有巨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发展平台，其目标不是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更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而是为了实现全世界的共享共荣。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要把“一带一路”研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结合起来。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为形成利益共同体提供平台和载体，对于再全球化进程具有积极价值。“一带一路”建设兼具经济、社会和交往等功能，不仅有利于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还有利于促进全球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路径。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一同积极应对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成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因此，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符合时代发展的，也正逐步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必须加紧推进这两者关系的研究。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海外“一带一路”研究的变化趋势。随着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认识的不断深入，他们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宽。外国学者不仅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概念，而且研究中国为何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还研究其背后的真实动机和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不仅研究中国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且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可行性，还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挑战。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从怀疑逐渐转变为认同，从认同逐渐转变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因此，要借鉴“一带一路”研究过程中海外的多元研究方法，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的内在意蕴。

第五，在研究价值上，要捕捉把握“一带一路”研究的价值取向。“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它有助于实现欧亚一体化，“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不是取决于一个国家或是少数国家，而是取决于沿线国家和地区各方支持。然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一带一路”倡议，既有持积极态度表示大力支持的，也有保持中立进行观望的，甚至有怀疑并表示反对的。因此，要及时跟踪和掌握海外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和建议，才能知其虑——认识他们所考虑的；知其需——了解他们所需求的；知其忧——知晓他们所担忧的，方能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有助于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第六，在研究机制上，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研究的智库功能。近年来，尽管国内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各类智库发展迅猛，咨政建言作用明显，但总体上“一带一路”研究智库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上的高端智库相比，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研究、话语体系构建，还是人才队伍建设、智库合作交流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我们要搭建“一带一路”的智库平台，完善“一带一路”智库研究机制，及时关注各国研究动态，掌握相关研究信息，要积极开展“一带一路”的智库外交，加大对智库开展跨国跨区域研究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舆论良性发展，打造“智力丝绸之路”。